英国最具影响力的智库之一——DEMOS公司最近对中国、印度和韩国的科技创新能力进行了研究，并发表了题为《创意分布图：科技创新图景中的欧洲与亚洲》的总报告和三个子报告：《中国：下一个科技强国？》、《印度：不平衡的创新者》、《韩国：大众创新时代的来临》。本刊编译的是其总报告和子报告《中国：下一个科技强国？》中的两章（即本刊的附录1和附录2）。

研究认为，中、印、韩三国每个国家都产生各自的创新，反映它们特殊的优势与劣势。印度是不平衡的创新者，它的创新管理系统是分散而无秩序的，创新动力来自于社会网络和私营行业，重在技术服务的创新。印度具有世界性的创新思维，它的最大法宝可能是民主。印度的决策者们喜欢大谈“民主红利”，以此作为他们在全球科学搏弈中最后的王牌。但对西方国家的过分依赖带来的本土技术的缺失已经引起了印度国内广泛的关注。

韩国的特点是大众创新。在这种创新方法中，主要参与者是具有国际关系的韩国人和借助网络工作的企业家，他们生活在一个结合了前所未有的教育水平和联系程度的社会中。但韩国文化中更多的因素仍是技术民族主义，大众创新的方法也受到政府主导的产业的技术民族主义和科学的技术民族主义的影响，使创新者承受很大的心理压力和道德风险。只有把自上而下的方法(即政府主导的方法)转变为更加开放、更加面向世界和没有先入之见的方法时，韩国才能成为一个知识推动的创新型社会。

报告花费了相当多的笔墨对中国的创新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的创新系统着眼于长远目标，国家是创新投资的核心，创新主要是基于产品的创新。在未来十年和更久的时间内，中国将成为全球科学与创新系统中一支不断壮大的力量。但中国仍有许多影响创新的关系需要处理好：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国家优先与全球优先之间；研究基础设施硬件与文化及道德等软件之间；科技劳动力的技能和创造性与归国人员的企业家精神及网络之间等方面的紧张关系。他们提出，如果在中国的跨国公司、顶尖的大学和海归人员能够与强大的国内经济结合起来，那么低成本的中国创新可能会挫败全球的企业。

研究对中国在“十一五”科技发展规划中提出的“自主创新战略”表现出了担忧，认为这种战略思想的目标是减少对西方的依赖，但却使中国的创新思想中增添了技术民族主义情结，他们质疑：这种过分强调自主创新会不会妨碍中国参与国际合作或者导致对他国知识产权的侵犯？他们认为：尽管中国政府已经将“自主创新”作为中国伟大史诗下一篇章的主题，但中国能否成为下一个科技强国，取决于能否打造一个更为开放和更富创造力的环境，使得创新能够在此环境中变得繁荣。

研究还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亚洲科学家要遵守全球科学规范。但在中国和韩国，科学还被视为经济发展的工具，而科学家感到巨大的压力，因为国家和企业投资人急于要他们产出科研成果：这既可能加速科学的增长，但也可能扭曲科学的发展。

尽管研究者表现出了高度的担忧甚至怀疑，但他们在与中国及亚洲的合作上还是秉承着一种开放性的思维，正如英国现任首相戈登·布朗于200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演讲中强调的：“我并不认为在未来的全球经济中，一国之成功必然意味着损及他国之利益。全球化不是零和游戏，一国或一洲的成功不一定以他国的损失为代价”。因此，研究为英国政府提出的对策和建议体现了一种开放的、推进国际合作的思维和愿望。

【节选】中国：下一个超级科技强国？

头版头条的新闻数量足以使每个人停下来思考一番。自从1999年以来，中国在R&D方面的支出以每年超过20%的速度递增。2005年，它占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3%，而1998年仅占0.7%。2006年12月，OECD宣布中国已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R&D投资者，仅次于美国，这让政策制订者感到吃惊。欧盟研究委员Janez Potocnik承认：中国的趋势十分明显……他们将在2009或2010年赶上我们。

当你看完这些数字时，中国当前正在实施的规划的整体规模变得更加清晰。2006年1月，中国举行为期三天的会议，批准了新的《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该《纲要》确定了未来15年的优先领域，并批准了到2010年将投资增至占GDP2%以及2020年占GDP2.5%的目标。实现这些目标，要求2020年的投资达到当前投资的6倍（参见表1）。该规划指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终应达到60%，而且中国应着眼于进入专利和科技引文方面世界前五名的国家行列。2006年1月9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大会上做了重要讲话，他号召将中国发展成“创新型社会”。